他是一个银行家，现在更多却在充当环保斗士的角色，这两个看似不搭界的角色，正在他身上统一并实践。他痛心，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人类已经失去了宝贵的20年的时间。现在，留给人们去应对环境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说，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协议谈判一定要有显著成果。

在他看来，环保与经济发展反而是一件最可结合的事，对于中国，未来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机遇，中国可以藉此推动和发展相关产业、从而成为这方面的出口大国；而对于他所在金融机构，这同样是个机遇。

低碳、乃至零碳生活，愈来愈成为人们的理想。对这种生活方式的渴望将把世界带入一个关注气候变化、关注环境保护、关注新能源的“低碳经济”时代。

“商业企业界在这一过程中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德意志银行全球副董事长Caio Koch-Weser (凯欧·克哈维萨)9月中旬接受上海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举例说，比如，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碳排放市场并实现全球价格，将投资引入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综合考虑并且应对所有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建立和扶持相关的产业部门等。

数据显示，就2008年而言，德意志银行在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瑞士所使用的电力100%都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全球范围而言，今年德意志银行约有67%的电力将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德意志银行位于法兰克福的总部大楼正在进行大规模装修，其中在环保方面的投资超过2亿欧元，这座“绿色大厦”将使得其二氧化碳排放量至少减少55%，供暖用能耗降低67%，用水量减少43%，用电量降低55%；德意志银行公益支持的“阳光动力飞机”项目，将制造出一架以太阳能驱动的飞机，它将于2012年完成载人环球飞行。

29年前的中国渊源

克哈维萨现年65岁，流利使用德语、英语等四国语言。在1973年至1999年之间，克哈维萨在世界银行担任了多个高层职位，其中，在1980年至1986年，他担任世界银行中国项目主管，随后又担任了西非项目主管、财务副主管、财务运营主管、以及中东和南非地区项目副总裁和运营部董事总经理和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位。

克哈维萨与新中国经济发展渊源颇深。接受记者采访时，他依然清晰地回忆出，“那是在1980年4月，距今将近30年。当时我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助理，陪同当时的世界银行行长一起来中国拜访。我非常有幸地见到了当时还是副总理的邓小平，”克哈萨维说：“那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性的会见。” 正是邓小平与当时世界银行行长麦克拉马拉的这次会面，开启了世界银行与新中国的关系。

“现在看来，当时邓小平所讲的很多规划和设想，现在不仅仅是实现了，而且许多还远远超越了当时的规划。”克哈萨维说，“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变化，我很崇敬。”

随后不久，克哈萨维就成为世界银行中国项目的负责人。“当时，这(指中国项目)是个很大项目，包括许多政策咨询、项目管理、世界银行向中国提供的技术转移和支持等内容。这也是我职业生涯当中印象最深刻、最为重要、最为自豪的一段经历。”克哈萨维说。

其时，中国政府和世界银行之间在经济发展规划方面有着非常密切的合作。中国政府曾邀请世界银行就中国经济发展规划做出一份报告，即用世界银行的经验来评估，在当时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之下，中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2000年的经济发展规划。

“当时，世界银行向中国派来了大批专家，包括宏观经济研究、教育、医疗、通讯、农业、金融市场等不同行业的专家，中国政府也派出了中国社科院、国务院下属机构等一些专家一起来完成这份评估报告。最终，双方携手出具了一份综合性的、详细的评估报告。后来，不仅是中国政府的领导经常提及这份报告，一些大学也把它作为推荐研究教材。”克哈萨维回忆道。

与新中国经济共进

1980年5月，中国在世界银行恢复合法席位。随后，世界银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建设，提供了咨询、贷款等多方面支持和帮助。克哈萨维对于他担任世界银行中国项目负责人期间负责的三大项目贷款仍印象深刻。

“世界银行向中国25所大学提供的2亿5千万美元的项目贷款，帮助这些大学重建和升级他们的物理系、化学系和计算机系。受到‘文革’影响，中国一些大学里这些科系都处于‘荒芜’状态。世界银行提供贷款，帮助它们购买仪器设备、进行教授培训等，而中国则利用这些贷款、很快取得了较好的正面效用，这些大学的理科院系也很快走向正轨了。”克哈萨维说。

该笔地方大学贷款项目协议于1981年7月正式签订，总规模为1.08亿个特别提款权(约合1.20亿美元)，主要是利用世界银行贷款，优先扶持一些地方重点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包括为除西藏、海南以外的28个省区市所属56所大学和国家教委所属4所师范院校引进一批比较先进的教学仪器设备并为培训教师队伍和技术人员提供技术援助，以及对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研究的援助。

克哈萨维说，世界银行还提供贷款给中国的集装箱港口项目。“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拥有集装箱港口显得非常重要。当时那笔贷款主要目的是援建中国在天津、上海、广州三地的集装箱港口。”

当时上述三港开始建设首批集装箱专用码头，其中，码头的土木建筑工程资金由我国自行筹措，设计和施工也有我国自行负责，集装箱码头的装卸机械等设备的资金由世界银行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上述三港首批世行贷款的专用集装箱码头建成投产后，基本满足了专用集装箱码头的使用要求，为我国后来集装箱运输和专用码头的飞速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世界银行在提供项目贷款的同时，也带去了集装箱港口管理的先进经验。”克哈维萨感慨道，“最近，我又去了一次天津，看到了绵延几公里长的大型集装箱港口，我再一次感觉到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中国集装箱港口发展是从无到有、并且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在过去30年内中国能取得如此成就，这个速度是惊人的。”

世界银行还向中国提供了黄土高原水土保持贷款项目，该项目90年代初期开始生效、实施，执行期为8年，总投资额21.64亿元人民币，其中向世行贷款1.5亿美元。该项目建成了一批高质量、高效益的治理水土流失的样板工程，为黄土高原的生态建设、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也对黄河的治理和开发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推动。

“那时，我们提供项目贷款，帮助中国的黄土高原建设排灌系统。当时黄土高原也有灌溉系统，但是并没有很好的排灌系统，因此黄土高原的土质盐碱化情况非常严重。当时世界银行资金投入，主要是帮助在黄土高原建立排灌系统，促使地质去盐碱化、变得更加肥沃。这个项目影响了中国许多农村村庄，提高生产力。”克哈萨维说。

各国都要寻求新动力

克哈萨维接受采访之时，正是全球各国深刻反思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并致力于恢复经济增长的时刻。对此，他认为，未来经济复苏的过程会很漫长，也将伴随着很多波动。

全球经济增长不平衡，被普遍认为是导致此次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克哈萨维说，美国需要提升储蓄率，欧洲也需要进行一些结构性改革，而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需要更多的转向依靠国内需求来刺激经济发展。

“经济复苏过程会非常漫长，未来几年也将伴随很多波动。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新的环境中，未来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经济刺激计划，同时要注意防范通胀风险、失业、消费等问题。就美国的短期和中期来讲，怎样提升储蓄率、刺激消费者信心是非常重要的；而欧洲则需要许多结构性改革。”克哈萨维说。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克哈萨维表示，中国可能需要花费6到8年的时间才会使得社会保障体制进一步完善，提升各地消费。

克哈萨维认为，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毫无疑问，肯定是新技术、新领域。“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通过完全放开的自由化经济获得经济增长。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包括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队伍的扩大，还有气候变化、新能源、能效等问题，这些都应该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克哈萨维说，“我们还有许多未探索的新领域，对中国而言，气候变化同样也是能够让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机遇。”

利用气候变化机遇

事实上，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克哈萨维就见证了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的经济发展，并意识到面临的环境保护问题。

“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我不仅是中国项目的负责人，也与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有过合作。当时我们就意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克哈萨维说，“当时我们就认识到，环境问题终将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世界银行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希望吸引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注意，重视环保和能源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克哈萨维就一直致力于推动一项可持续发展相关项目。“当时，主要是关注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由于当时的国际政治环境，这个项目并未受到太多重视。比如，美国在这方面反应就比较慢。”

克哈萨维痛心地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我们已经失去了宝贵的20年的时间。而现在，全球环境保护问题变得越发严峻，留给我们去应对的环境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这也是我期待今年年底的哥本哈根协议谈判一定要有显著成果才行。”

对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克哈萨维认为，中国政府高层已经明确表示要把中国经济变成一个高效的、环保型经济，未来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将会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新机遇，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中国可以推动和发展相关产业、从而成为这方面的出口大国。

直面气候问题

目前人们普遍认为，由人造气体的聚积而导致的地球气候状况变化是不可持续的，如果不加以遏制，气温的升高将对数亿人的生存造成潜在的灾难性影响。为了避免灾难发生，各国政府正在努力达成共识，希望在2009年12月前为京都议定书制定一份后续的协议，并对年底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寄予厚望。

今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成为人类直面挑战并果断处理问题的历史时刻，需要就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达成协议，防止气候变化蜕变为气候混乱，需要大幅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克哈维萨认为，目前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表明这份协议确实是可行的，尤其是奥巴马的新政府在遏制全球变暖方面的承诺被寄予了极大的希望。

“气候变化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是一个由政策驱动的市场，因此如果我们希望自己和客户都定位为支持控制气候变化的中坚力量，就得尽早和政策制定者沟通，并且将我们关于碳市场、可再生能源技术以及延缓气候变化的想法提供给他们，使其成为长期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克哈萨维说。

克哈萨维解释说，通过一个由Hewlett基金会和McKinsey联合发起的 “催化剂计划”发现，如果世界希望在2100年将气候变暖的幅度控制在2度以内，世界的碳储量应控制在450ppm(百万分率)以内；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在业务发展正常的情况下，世界需要在2020年前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降低三分之一；而在排放分布、技术和产业构成既定的情况下，温室气体减少量的三分之二将会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巴西和印度大致占其中的一半；最后，发展中国家所做出的这些缓和全球气候变暖的努力将需要在2010年至2020年间每年投入平均约600-1，000亿欧元的资金。

环保商机

在克哈萨维看来，金融机构也必须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业务之间取得平衡，并利用哥本哈根协议所带来的新机遇。“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如何对各国碳交易市场进行设计，并达成很好的激励机制。我们认为，气候变化、技术变化会给金融市场带来新的市场机遇，因此，我们对每笔业务都有指引，每笔业务都必须考虑气候变化、环保相关因素，当然更为鼓励直接促进环保的项目。”

“商业企业界在这一过程中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克哈萨维认为。去年德意志银行就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其他业界伙伴紧密合作，起草了一份关于遏制气候变暖的声明，并在G8峰会上发表。内容包括以市场为基准，引进总量管理与交易制度，帮助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碳排放市场并且实现全球价格；进行长期考量，以提供持续性、稳定性和确定性，这点在确保将投资引入洁净技术方面显得尤为重要；综合考虑并且应对所有温室气体以及相关的产业部门；讲求公平，认识到目前和将来所有温室气体的排放大国拥有共同的职责，但各自具体职责不同。

2008年6月，德意志银行董事会通过要求该集团在2012年实现“碳中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主要的措施将包括价值2亿欧元的德意志银行位于法兰克福的总部双塔装修工程和购买可再生能源。此外，作为资产管理者，德意志银行能够将投资导向低碳企业；作为交易商，德意志银行能够为碳市场提供流动性；作为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德意志银行能够通过债券和股权市场为清洁能源技术公司和项目提供资金。

事实上，2008年，德意志银行在全球环保领域取得较大的成绩。其中，该集团业务中来自包括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相关项目收入几乎翻了一番，同时也在“绿色”资产中建立全球投资基金的头寸。“德意志银行正在进行的工作与2009年以及以后全球经济议程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密不可分，这项议题就是正在进行的气候变化谈判，当然这也与金融危机息息相关。”

低碳经济模式下的变化

克哈萨维认为，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和金融环境仍然充满挑战，但是其后变化是能够带来增长的业务领域。在未来2至3年里，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活动有可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其中主要包括政府在“绿色”基础设施上的投资。

“我们在未来的几年里应该以一种反周期的方式来投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领域，并且计划在美国这样的拥有巨大追赶潜力的市场展开投资。在巴西、中国、印度和中东等地，推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举措能够增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而获得相关业务上的领导地位。”克哈萨维说：“希望德意志银行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收入能够实现稳步增长。在一些重点领域，我们计划把市场份额从约5%提高到10%—15%。我们还将重新考量对收入来源的评估，来决定在近期内会如何调整收入的预期，特别是2009年和2010年。”

在碳交易升级方面，在遵循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的前提下，德意志银行相关团队在发展中国家完成了26个减排项目。这些项目预计每年可减少排放约630万吨的二氧化碳。

他进一步表示：“在碳交易升级方面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德意志银行所发展的专业水准可以先人一步地运用到客户身上，尤其是在像美国这样的市场上，我们认为奥巴马政府会推出具有前瞻性的重要举措。”

资本市场投资者对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另类投资产品的需求也是巨大的。克哈萨维表示，“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低排放建筑等相关投资产品将会吸引更多人的注意，因为绿色基础设施投资将在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