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机构几次改革，受益最大的就是环保部门。30年间，职能机构成功实现四级跳跃。”这是环保业内一位人士的看法。

　　但是，一线环保执法人员却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表面上看是这样，实质上是党和国家对环保的重视在一步步加深，而压在环保人肩上的担子也更重了。

　　在中国有着环保第一人之称，曾任首任环境保护局局长、首任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的曲格平，亲历了我国环境保护的每一个变化过程。他最深的感触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迈出的每一步都不轻松。

　　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处置垃圾。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公众对环境保护的认知。

　　当中国人仍然弄不清楚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时，当中国人还在争论社会主义中国是不是存在环境污染时，“西方国家公众已经开始了激烈的反公害运动。”今年已经79岁的曲格平老人说，中国的环境保护就是从这种背景下起步的。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这30年间集中出现。”这是时任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解振华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这句话意味着，我们要用30年的时间应对发达国家百年间遇到的环境问题。其中所经历的失败，挫折，令30年来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迈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艰辛甚至艰难。

　　越是逆风，越是要飞扬。正是国家对关乎百姓身心健康的环境事业的高度重视，才一次次给了环保部门逆风飞扬的力量。

　　从1998年，环境保护局升格为环境保护总局；到2008年，环境保护总局再次升格为环境保护部，我国环境保护历史上有了首任部长周生贤。

　　30年后，曲格平老人说，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迎来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环境保护不等于环境卫生

　　改革开放之初，在国人的辞典里是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汇的。

　　“那时候，除了少数人之外，对于广大公众来说，环境保护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当时人们理解的环境保护就是环境卫生。就是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处置垃圾。”在曲老的记忆里，我国的环境保护出现转机还是在1978年。

　　在这一年，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起草的关于《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以下简称要点)，要点提出：要“消除污染，保护环境，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

　　“其实，围绕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当时，还有一场交锋。”曲老说，当时，有一派观点认为，先污染，后治理，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发展中国家也在走同样的路，概莫能外。我们还能超越人家？这一派的观点坚持，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超越西方国家。“但是，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后，我就抱定了这样一个信念：西方国家因“先污染，后治理”付出了惨痛代价，我们应引以为戒，应该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曲老回忆说。

　　“辩论是激烈的，但气氛是和谐的。”曲老说，经过不断地论证，经过反复的思想碰撞，最终许多部门的负责人和专家表示，不赞成“先污染，后治理”论。

　　就这样，1978年，在国家还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的情况下，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发展之路被确定了下来。

　　“我们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这是在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以党中央名义对环境保护做出的重要指示，标志着我国环保工作步入了中央最高决策层的新时期。“曲老这样评价当时中央的决策。

　　就是在这个要点中，我国提出了要进行环境污染治理。当初的打扫卫生，清理厕所，处置垃圾的环保概念，在中国完成了第一次升级。

　　环境保护被确立为基本国策

　　改革开放之初那几年，我国环境保护向前迈进的步伐不仅仅是一个“快”字。

　　1978年，《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出台后，1979年，又出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在国务院所有部委里，环保部门是第一个有法的。”曲老说。

　　据曲老介绍，当时国家还没有独立的环保部门，只有一个不上编制的临时性工作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时任这个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的曲老告诉记者，在那样的背景下，能先出台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是不得了的一件事。

　　“连常设部门都没有，就先立了法。既使不是当初，就是现在也是一件颇有难度的事情。”这是环境法学者王灿发的感慨。

　　“有了法，一切就好办多了。”曲老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环境保护法》把“国务院设立环境保护机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环境保护局。市、自治州、县、自治县根据需要设立环境保护机构”做为法律条款固定在了法里。

　　曲老说，由于一些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