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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一场清洁革命
 
  发布日期:8/10/2010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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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独特的环境问题和压力,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型或者理论可以适用。

中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进行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是否有能力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而采取措施。

本报记者 袁 瑛 发自北京

南方周末:中国最近几起环境污染事故都与化工产业相关,你们曾经是如何解决化工产业与环境安全问题的?

保罗·费拉罗:在化工污染上我们经历过类似的阶段。直到今天,我们还在承受五十多年前的环境污染代价,很多地方由于化工原料的堆积和渗透,使得开发起来很危险,并且成本昂贵。尽管如此,通过禁止某些化工原料的使用、制定限制标准以及提供透明可靠的化学物生产和废气信息(例如美国的“有毒物排放清单”),我们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托马斯·斯特纳:在欧洲,化工作为支柱产业的时代已经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了。那个时期,也见证了欧洲各国政府环保部门的建立、相关环保法律的建立以及大规模非政府组织和公众运动的开始。之后八九十年代,关于企业的污染丑闻不断见诸报端,企业被送上法庭受审,或罚款或刑拘。如今,在欧洲,这些企业对环境信息和污染行为更为谨慎,因为来自法律的监管、来自员工、消费者以及政府的信任丧失可能会使得他们无法正常运营,并失去投资者的信心。

南方周末:有分析认为中国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这与您的国家曾经历的有何相似和不同之处?

保罗·费拉罗:将中国和美国放在一起比较十分困难。在过去15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几乎增长了4倍,这一增长速度在全球是史无前例的。可以说,如同一块未经探索的土地,高速增长的中国给全球环境和资源带来的影响无人可预知。如果说,美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获得的成效是因为其制度的变革,那么无疑,匀速、缓慢的增长更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因为很多制度变革的步伐也是缓慢和逐步进行的。中国正在经历的,包括成千上万工业化工原料的使用,以及巨额资金的流入,都在放大潜在的环境风险。在这一点上,发达国家在历史上,反倒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应对。处于一个全球人类对于环境的破坏能力史无前例的强大的时期,中国面临的这种独特的环境问题和压力,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型或者理论可以适用。

南方周末:西方经济学界总结出的库兹涅茨曲线是否适用于中国?它对中国的参考意义何在?

保罗·费拉罗:库兹涅茨曲线本身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它所描述的环境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即我们还不清楚收入的增加是否会真正影响到环境的质量。同时,针对不同的污染物,这一曲线也不能给出以一概全的解释,例如二氧化碳排放,至今学界都公认无“拐点”可言。事实上,不是GDP的增长改善了环境,更准确地说,是当人们的收入增加,他们对于环境质量的要求就越强。如果政府不采取灵活的、成本效益的政策,我相信中国未来的环境污染事件仍将持续增加。

托马斯·斯特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污染物,库兹涅茨曲线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它受到政策的极大影响。一个公认的道理是伴随着人们的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增加,人们对于环境质量的诉求就会反映到政府的公共决策中,这一过程正在中国发生,而且随着中国人民更富有,这一诉求只会愈来愈强烈。

南方周末:您对解决中国环境困境的建议是?

保罗·费拉罗:事实上西方国家也并非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我对中国的环境困局也并不一味悲观。美国和欧洲成功治理了环境问题在先,这些制度上的经验可以为中国所借鉴。中国目前在环境保护上进行制度改革的最大障碍,来自政府是否有能力为了保护公众的利益而采取措施。西方政府在环保政策上的成功主要依赖于政府的透明度、清廉以及公民权利的运用。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但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伴随着资源和劳动力的成本上涨,以及公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企业也在创新寻求资源的更高效利用。即使在美国将污染产业转移出去之前,我们观察到国内的污染已经在下降。事实上,研究表明,在治理污染方面美国所取得的成果,更多的是来自国内的政策而非污染企业和产业的转移。因此,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地区差异巨大的中国,确实有一段艰辛的道路要走。

托马斯·斯特纳:针对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我想有几个基本的因素可以应对,包括清晰的法律制定,界定涉及企业和个人的民事和刑事责任:独立、完善的司法体系,以贯彻法律的执行;媒体自由的讨论空间,以增大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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