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产业布局是几十年前就定格的，今天看来绝对是一个重大失误。

化工产业从东部向西部、从江河的下游往中上游转移，意味着环境风险在更大的空间尺度被放大。

本报记者 袁 瑛 发自北京

南方周末：7月以来，国内重大环境安全事件接连出现，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马中：这几起事件，主要由自然原因诱发，但本质一样，都是因为污染源的存在。南京爆炸和松花江事故的发生，引导我们反思第二产业的布局问题：工业随城市，而城市又依水而建，尤其是很多城市建在水域的上游，并和居住人群很接近。

化工产业布局是几十年前就定格的，今天看来绝对是一个重大失误，此次松花江污染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50年代苏联人将化工厂建设在了江河上游，但是当年我们没有认识到。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很多环境污染事件与我们多年来的产业布局密切相关。

南方周末：近年来发生在中国的环境污染事件有何规律可循？

马中：在千岛湖和紫金矿业的污染事件的背后，可以发现污染源在很多地方被暂时储存起来，一旦受自然灾害的诱发，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近几年来，我们发现利用地质空间包括废弃的山谷、河道等，隐藏高危、高毒的废弃物，这个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普遍。这一处理方式，成本极低，又容易躲过监查，但一遇山洪，覆盖层破损，污染物就暴露了出来。例如紫金矿业将废弃物埋藏在地表。更严重的是很多企业选择地下储存污染物，造成对地下水的渗漏等后果。

2005年松花江污染事件之后，我们曾经建议要开展全面、深入细致地进行污染风险排查，这比污染源普查更为重要。伴随着风险源数量的增加，我们很多环境法规的设计和制定，却又针对事后，只会使得对潜在风险的认识更为浅薄，风险越积越多，导致更多的环境事故在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的作用下爆发出来。

南方周末：上半年全国的环境污染事件同比爆发性增长，这是否与国内正在进行的产业转移有关？

马中：污染源总量一定会伴随着经济发展加速而不断增大。中国经济增长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需要靠第二产业来带动，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是污染最重的行业，依靠第二产业的增长就意味着这种高发、高危、有毒、高害的污染源更多。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决定了这一趋势。

其次，中国的经济发展呈阶梯状。一直以来重点发展和高度发展的东部地区，位处下游。如今国家的发展侧重在中西部，正位处上游。产业链从东部向西部，从江河的下游往中上游转移，意味着环境风险在更大的空间尺度被放大。目前，这一转移刚刚开始，仍将继续。可以预见，对环境资源的透支以及环境污染程度，只会更大。

南方周末：国际上有哪些发达国家历史上的情况与中国目前比较类似？

马中：基本和日本二战后情况很相似，具体表现在重化工的废物先后进入生态系统、水体、土壤和大气。在这一过程之后，污染事件开始频发，包括常规的累积性污染，人为因素造成的污染以及自然原因造成的污染。这三种污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和美国都曾集中体现。1970年代伊始，美国和日本开始治理环境问题，从中央政府出台政策、出资到与地方政府合作，美国在治理水域污染方面效果显著。

无论是制度、法规建设还是监督管理，这些西方国家现成的经验，我们都可以学习。

南方周末：在研究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中国呈现出哪些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性？

马中：伴随着美国、日本的环境监管越来越严格，生产成本的升高和市场的变化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纷纷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结束，发达国家也进入了以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中国的制造业却无法遵循上述的发展路径，毕竟中国的消费市场以及经济发展，离不开重污染企业。西方学者经常建议我们如何监管严格，但我反问，这些污染企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但却不能仿效发达国家将这些污染企业转移出去，出路又在哪里？这时的西方学者也无言以对。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一个史无前例的问题。

此外，中国的国情特色就是人口众多，这意味着发展不可能是均衡的。中国区域发展的巨大差异，这也是别的国家从未遇到的情况。应该说，改革三十年最大的一个失误或者说挑战就在此。这个差距的存在，决定了中国的环境治理之路，会比别人走得长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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