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班世界气候大会将在今天落幕，经过两周的谈判，此次会议的两大目标——减排第二承诺期与气候资金问题仍可能悬而未决。

　　自《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从来没有哪一次世界气候大会像今年这么“命悬一线”。

　　一方面，2008年至2012年间的《京都议定书》强制性减排第一承诺期即将到限，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发达国家拒绝设立第二承诺期，另一方面，欧盟等又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都要完成法律约束力的排放目标。而发达国家对“绿色气候基金”等减排资金援助反应冷淡，令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即使有减排意愿也有心无力。

　　在此背景下，国际碳交易市场持续遭挫，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全球变暖已日益威胁人类生存乃至经济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德班会议上指出，在全球经济遇冷的大环境下，形成一个全面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将会遥遥无期。“但不确定性不应成为德班‘原地踏步’的理由，各国应致力于推进关键问题，让气候谈判保持一个向前走的态势。”

　　这方面，中国作为占全球23％的碳排放第一大国，虽然仍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减排压力重重的阶段，但在恪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下，也严格履行自身减排承诺，积极开拓国内碳交易市场，避免人类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迷雾中滑向寒冬。

　　1

　　会议陷僵局

    人类生存与经济风险悄然而至

　　扰攘多日的德班会议成效甚微，全球都在焦灼的等待中默默关注。其中，远在千里之外的中国CDM项目企业更心急如焚。

　　广州凯胜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老总姜喜诚就是其中一位。“碳指标的交易价格已经从最高的30多欧元/吨，降到现在的4.94欧元/吨”，姜喜诚坦言，他近年投入了上百万的云浮甲烷减排回收和五华小水电站两个CDM项目，因为德班会议的进展缓慢，效益可能大打折扣甚至亏本。

　　CDM是（清洁发展机制）的缩写，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跨界进行温室气体减排三种机制之一。即发达国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后者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发达国家通过从发展中国家购买“碳指标”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

　　据统计，截至今年11月21日，我国共有1662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道国注册项目总数的46.31％；预计产生的二氧化碳年减排量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年减排总量的63.87％

　　“自从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减排意愿明显放缓，碳指标的价格就一路走低，如果这次会议第二承诺期谈不拢，《议定书》或许就会在明年底被扔进故纸堆。那么目前过多依赖CDM收入的行业与企业，未来业绩将面临下滑风险。”作为广东省资源综合利用协会CDM专业委员会成员的姜喜诚说。

　　如果说全球数千个CDM减排项目受影响更多在经济层面，那么因为减排不力而导致的极端气候灾害对人类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

　　据世界气象组织在德班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尽管今年地球两度发生太平洋东部海水偏冷的拉尼娜极端现象，气温仍然持续变暖。截至9月9日，北极海冰面积为433万平方公里，比1979年至2000年的同期平均值低35％，北极海冰的体积下降到4200立方千米，比2010年少380立方千米。

　　对此，德班会议期间小岛国联盟就疾呼，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性协议再推迟十年，全球温度极有可能升高3℃，温度的升高将导致海平面继续上升，并将岛国淹没。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2011年全球多处地方发生了极端气候导致的灾害，其中主要包括欧洲春季大旱，非洲东部“旱涝急转”，东南亚、南亚和中南美洲洪涝灾害，巴西出现洪水和泥石流灾害……这些都是在德班气候大会前给人类敲响的一个个警钟。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更在德班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上警示，全球温室气体已达创纪录的浓度并仍在不断增长。“面对气候失控、资源流失、贫富差距扩大等威胁，人类必须‘悬崖勒马’。地球的未来取决于谈判各方的工作。”

　　2

　　经济衰退与减排乏力恐成恶性循环

　　尽管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一再强调，第二承诺期的界定是德班会议的优先任务，中国还代表基础四国发言呼吁发达国家缔约方带头履行减排承诺，但现场的气氛一直十分凝重。就在会议召开的第二天，有消息称加拿大打算在德班大会后于12月23日宣布正式退出《议定书》，而加拿大与会代表对此不置可否。

　　日本环境大臣明确表示，拒绝旨在延长《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早就退出《议定书》的美国甚至以不屑的态度说：“《议定书》不在美国的谈判桌上，不会就此与各方磋商。”同时，有消息称美国反对设立“绿色气候基金”。

　　面对如此难以弥合的分歧，一向积极推动《议定书》的欧盟也显得“十分暧昧”。截至发稿前，欧盟虽然原则上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对于继续推动大幅减排、向落后国家提供环保援助面有难色。

　　国家间博弈的背后往往是利益的争夺。中山大学地球环境与地球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周永章分析认为，发达国家不支持《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主要涉及经济利益，第一期承诺主要由发达国家承担减排重任，但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的也是欧美发达国家首当其冲，在经济尚未复苏的情况下讨论第二期承诺，发达国家显然不愿承担以往的减排重任。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陈迎则指出，资金问题是德班会议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关键。“发展中国家希望，从2013年到2020年，要保证绿色气候基金来源逐年大幅度增加，直至2020年达到1000亿美元规模。但现实是，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欧洲陷入债务危机，日本地震海啸核事故刚过，发达国家履行减排、资金和技术转让义务的政治意愿不断弱化。加之美国面临大选，欧洲债务缠身，不少国家政府面对国内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的挑战，工作层面的谈判将很难有实质性进展。”

　　专家们认为，美欧面临的危机使这些国家难以在近期的国际谈判和国内减排问题上有大的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承诺也难以兑现。一些发达国家在率先垂范、大幅减排方面做得不好，第一承诺期减排5.2%的目标还没达到，这也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减排的信心。而人类减排意欲的降低势必会令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蒙上阴影，两者甚至形成恶性循环。　

　3 中国减排有担当，碳交易机遇或移到中国

　　不过，就在发达国家消极对待第二期承诺的时候，美欧却提出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也应接受有约束力的减排指标。

　　事实上，从哥本哈根到昆坎，德班，每一轮气候谈判的争议焦点，几乎都是发达国家鼓噪要将减排责任的“双轨制”，变成“并轨制”。两者的分歧在于，是否应该由各国共同承担气候变化的责任；还是执行现有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发达国家大幅减排，并拿出钱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在德班会议中，“并轨”意向在债务危机缠身的欧盟显得尤为突出，欧盟具体提出的时间是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主要经济体都要完成法律约束力的排放目标。小岛国和非洲最不发达国家也对中国各方面的期望不断提高，希望中国出资缓解全球的减排压力。

　　对此，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首席代表苏伟回应，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排放量应有合理的增加，现在要求这些新兴经济体承担绝对量化减排指标是不公平的，美国和欧盟作为发达国家应该带头减排。

　　对2020年是否强制减排，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也表示，中国希望有关各方对《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的执行和完成情况进行科学评估，讨论2020年后中国强制减排的问题才更科学、更合理。中国近期将主要在能源建设、适应技术和节能节水产品技术的推广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

　　不过，在专家看来，中国在发达国家提出的强制减排问题上没有说死，其实是给发达国家施压。暨南大学环境与经济学教授梅林海指出，尽管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没有强制中国的减排指标，但中国早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就宣布，在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此后的每个五年计划，都是按照这个方向逐步实施，例如11月通过的《“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国承诺在未来5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7%。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徐华清表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已经在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是必然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中国的人均排放远低于美国，大概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当率先大幅度减排。

　　而中国之所以在发达国家提议的2020年强制减排问题上不松口，专家们认为，其意图很可能是避免发达国家将减排压力转嫁给中国后就轻易逃脱。据悉，就在发达国家在减排问题上无心留恋的时候，中国政府却对低碳减排不遗余力。在去年五省八市列入低碳试点的基础上，国家发改委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重庆与北京、天津、上海、湖北、广东、深圳等7个省市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