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方能真正还野生动物一个安全的家园。

　　利用鸟类具有“寻光择路”的特点，非法捕鸟者们趁夜在山坳间准备好篝火或高频电灯，手持火枪、鸟铳、竹竿和大网等工具，等候鸟儿自投罗网。一旦鸟群经过，篝火便会在山头点燃，灯光便会束束直射入天，一场残忍的“杀戮”随即展开，这是不久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湖南看到的一幕。

　　新化、新邵、桂东等县，本是湖南“千年鸟道”上的重镇，然而由于人类大规模的捕杀，这里已然成为候鸟们的“鬼门关”。据当地群众介绍，其中一些地方已成固定的“打鸟点”，其中一些一个晚上捕杀的候鸟就多达2吨。

　　令人揪心的是，从近期各地林业公安破获的案件来看，野生动物遭到猎杀的事件并不鲜见：在天津，一次投毒就让稀有的东方白鹳总数目减少了近1%；在江西，包括7只珍贵的猕猴在内的多种野生动物惨遭猎杀。

　　虽然早在200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就明确规定了对捕杀、出售、收购、运输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各地也出台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条例和法规，但监管部门的“不作为”和“无能为力”，让这些法律条文难以得到有效执行。

　　对此，相关人士建议，要建立保护野生动植物长效机制，既要加大人财物投入构建林业、公安、工商多部门联动的保护机制，更需要处理好生态保护和群众利益、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国家层面合理规划产业空间布局，通过税收杠杆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干部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受益。

　　野生动物“倒”在餐桌上

　　“一个电话，食客就蜂拥而至。”采访中，江西资溪县一位野生动物经营户向记者表示，尽管价格高，但从不担心没有食客。

　　在资溪县被查封的“老娄龙虾”店，本刊记者发现的一张销售清单显示，猴子肉320元，猴脑400元，猴子肉爆炒260元。

　　“候鸟等野生动物在酒店的价格很高，一般人吃不起，所以多为商务和公务消费。此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送人的。”湖南新化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湖南一些传统捕鸟“胜地”招待贵宾，如果席上没有野味，甚至会被认为太吝啬。

　　江西省生态学会一名负责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如今吃鲍鱼、鱼翅已经不新鲜，而吃野生动物、甚至珍稀保护野生动物俨然成为某些新兴富有阶层虚荣性消费、显示身份地位的象征。”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在药、食同源的传统观念下，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在我国部分地区相当普遍。尤其是一些国家保护野生动物，似乎更能引起“食客们”的兴趣。

　　2012年6月，广西南宁市森林公安局破获一起特大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团伙案，缴获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穿山甲343只、黑熊熊掌141只、鹰嘴龟冻体37只、疑似黑熊肉20公斤，涉案金额高达2000万元。

　　2012年11月初，在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一群鸟类保护志愿者发现迁徙中栖息这里的20多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遭遇投毒死亡。这种濒危鸟类在全球已不足2500只，这次投毒就使它的总数目减少了近1%。

　　而在江西资溪县高阜林场，被捕杀的对象更加繁多，既有野猪、黄麂、猫头鹰、竹鼠等野生动物，也包括猕猴这样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事实上，记者发现，在利益的驱使下，盗猎野生动物行为不仅屡禁不绝，而且已经形成了一条从猎杀、贩卖到销售的黑色利益链。

　　据资溪县猎杀猕猴的犯罪嫌疑人介绍，其所猎杀的7只猕猴可以卖3000多元，而且有人上门来收购。而在湖南候鸟“迁徙通道”，每一次“杀戮”结束后，“收鸟人”就会出现，经过讨价还价、装袋打包、长途运输、精心烹饪等诸多环节，鸟儿最后会以各种姿态、不菲的价格出现在城市的酒店餐馆中。

　　2012年10月，湖南省湘潭市森林公安局捣毁了一个以犯罪嫌疑人吴某为首的长期非法狩猎贩卖野生鸟类的犯罪团伙。十几年来，这个团伙猎捕的野生鸟类逾万只，并形成了横跨湘粤两省的黑色利益链。据吴某交代，他们狩猎和收购的野鸟，都通过固定的物流渠道销往广东专门的收购商。野鸟在广东市场上需求很旺，青头水鸡每只卖15元，红头水鸡每只卖17元，夜鹭每只能卖35元，而野鸭的价格更是高达每只80元。

　　“不管”与“难管”

　　让人不解的是，面对野生动物惨遭杀戮的现实，相关监管部门往往“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结果，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条文显得苍白无力。

　　在江西资溪县，记者看到，一些非法盗猎者在光天化日下扛着猎枪、带着猎狗，大摇大摆上山猎杀野生动物；有的野生动物收购点公然设在农贸市场，有的野味餐馆在闹市区经营长达十多年，监管部门竟然“毫不知情”。

　　而在湖南“千年鸟道”上的新化、新邵、桂东等县，捕鸟者在捕鸟之前甚至公然举行祈祷仪式。

　　不过，在监管部门失职的同时，监管难的问题也确实存在。

　　湖南护鸟志愿者李锋曾多次去山上调查捕杀候鸟情况，他告诉记者：“鸟道经过的地方多是深山老林、地广人稀，且鸟群经过时都是深夜，林业公安要上山得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而打鸟人一见动静立马就可以弃鸟和工具而去，山区那么大，根本找不到人，更别说抓到证据进行刑拘。而且森林公安去执法有生命危险，如遇枪击，很可能连‘打暗枪’的人都找不着。”

　　资溪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曾慧勇介绍说，近年来，资溪县实行了退耕还林和封山育林，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动植物种群不断恢复，随之而来的是保护难度越来越大，但是保护人员数量和保护经费投入并没有增加。

　　资溪县林业局副局长张元庆也告诉记者，资溪县森林覆盖高达87%，各类林业面积近160万亩，境内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但野生动物保护站仅有3名工作人员，而且均为兼职。

　　“相对于盗猎团伙作案工具之专业、分工之明确，保护监管部门仅靠人工巡逻也力不从心。”江西资溪县一位基层干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近期发生的猎杀野生动物事件不仅充分暴露出一些人法制观念淡薄、监管部门失职，同时也说明确实存在监管力量薄弱和监管手段落后等问题。

　　被曝境内猎杀野生动物后，资溪县计划成立专门的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局，将配备7名工作人员，工作经费和巡逻车辆财政给予充分保障。但资溪县委书记徐国义坦言，要增加7个编制县里说了不算，需要上级政府编办批准。

　　资溪县面临的情况在江西省有一定的代表性。2010年底结束的江西省“十一五”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显示，江西省森林覆盖率63.1%，活立木蓄积44530.5万立方米，林地面积1072万公顷。江西省森林覆盖率超过70%的县市区为数不少，这些地区在一定程度上都面临较大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物保护压力。

　　“生态环境好了但要承担更大的保护责任。”徐国义认为，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对于生态较好地区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方面加大人财物投入。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副秘书长赵胜利认为，保护野生动物应该从源头入手，加大林区、林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投入，健全保护机构、充实人员、落实经费。

　　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

　　目前，从各地打击盗猎野生动物的案例来看，监管执法部门破获的案件大多发生在运输、销售环节。这些案件虽然能发挥警示威慑作用，但往往是被动保护，查获收缴的一般为野生动物冻体，活体较少。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盗猎野生动物事件之所以难以“早发现”、“早制止”，在一定程度上和广大群众缺乏保护的积极性有关。

　　资溪县马头山镇党委书记李旺仁告诉记者，当地农民经常反映水稻、红薯、竹笋等被野猪、野兔破坏。去年，一名养殖户在山上放养了1万只竹林鸡，结果只剩下不到5000只。还有一名村民养了50多只山羊，没过多久就被云豹等野生动物吃了十几只。而当地的葡萄基地，大量的葡萄被鸟儿吃掉。而湖南洞庭湖周边地区，“飞鸟夺食”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农民种植的小麦和蔬菜，常常被越冬候鸟破坏。

　　《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被野生动物破坏的农作物由地方政府来赔偿，但具体是哪一级地方政府来赔偿没有明确，结果赔偿往往无法兑现。因此，一些林区的群众甚至把部分野生动物视为有害动物，对相关盗猎行为自然也视而不见。

　　对此，多名野生动物保护专家认为，只有调动群众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才能真正变被动保护为主动保护。

　　一方面要在林区成立野生动植物保护民间团体，吸纳当地群众参加，并根据保护的成效由政府给予一定的资助；另一方面要尽快落实被野生动物所破坏农作物进行赔偿的政策，同时提高公益林补偿标准，让群众的利益受到保护。
　　例如，国家林业局昆明勘察设计院专家组测算，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价值量高达28.8亿元。但金秀瑶族自治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国家林业部门给予金秀县珠江上游水源林区作为公益林保护的补偿仍然是2006年确定的每亩10元，远远无法满足当地林农日常生活需要。

　　不过，相比较提高中西部地区公益林补偿标准，江西生态学会秘书长戴年华则更希望国家通过政策支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干部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受益。

　　“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提出生态文明战略恰逢其时。”他认为，宜从国家层面划分功能分区、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在一些生态环境好的地区，可推动富民的旅游产业发展，让广大群众受益。

　　“要加强前沿生态科技研究，通过生态利用的方式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广西海洋环境与滨海湿地研究中心专家范航清最后表示。□